往好里说，周忠贵跟田震的关系也就停留在工作层面上，几乎没有私下的交情，可没想到的是，端午节的晚上，周忠贵夹着一个小包神经兮兮地来到了治河工地，进了田震的帐篷，周忠贵故作深沉地盯着坐在桌前的田震，迟迟不开腔。在灯下翻阅图纸的田震瞟了周忠贵一眼，挤着眼睛问周忠贵：“拿什么孝顺我啊？”

  没大没小的话，气坏了拿拿捏捏的周忠贵，他将小包朝桌上一扔：“孝敬你，哼！呶，粽子，爱吃不吃！”

  田震眨着眼睛，从包里取出了一个铝制饭盒，打开一看，果然有四个精致的小粽子。甭问，这是尤蕴含的手艺。

  田震当着梦中情人的粽子，田震哪还管他周忠贵呢，扒开粽子皮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。周忠贵怪怪的努着厚唇，找了把折叠椅，斜坐在了主人的对面，然后诡异地问道：“怎么样，单身很爽吧？”

  “你想体验吗？”田震随之做了个鼓掌欢迎的动作。

  “去！”周忠贵恼怒地甩了他一眼。

  周忠贵有个怪毛病，有空没事的喜欢在纸上乱画，这下，他捡起桌上的一支铅笔，一边往废报上涂鸦，一边拖声带调地说：“知道吗，我是带着任务来的，要不然，我才不愿意看你这张破脸呢。”

  听到任务二字，田震自会想起尤蕴含。粽子问题、单身问题，估计都跟她有关。

  周忠贵又翘起屁股，把头伸向田震，说道：“那个赵尔芳怎么样？你看，年轻漂亮，又有文化，还是个烈士遗孀。”

  他扯起赵尔芳，田震并不奇怪，自从他离婚的消息传开后，有人横比竖比，总是拿赵尔芳往田震身上贴，这种撮合习惯，生活中比比皆是，也很容易理解。把爱情当作商品看待，是最朴素、最顽固的哲学，不值得大惊小怪。面对周忠贵那迫切的眼睛，田震很快就亮出回击的毒舌：“老周，赵尔芳确实不错，我也愿意给你当红娘！”

  周忠贵有时嘴笨，在田震的反击之下，只是怒目圆瞪，却说不出话来。

  仿佛猛然间，田震觉得这样拿自己的女同事涮周忠贵不太妥当，便收敛起表情，一本正经地对周忠贵说：“我的事儿，就不用了你这大书记操心了。再说了，赵尔芳是个明白人，她清楚我穿什么鞋子。”

  “臭，臭，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！”周忠贵骂了田震一句，又落下屁股对田震说。“老田，你把姜元成弄了来，可要留意啊，别光想着业务。他对赵尔芳一直不死心，别让他干出伤风败俗的事来呀。”

  “都这么大了，他们不要脸，那咱就当猴看。”田震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

  周忠贵又敲着桌子告诫田震：“同志，不要掉以轻心！姜元成别人不了解，你还不了解吗。他的阶级立场、思想品质都有问题，我们的治河工程进展顺利，马上就要修筑拦河大坝了，关键火候，如果我们放松了阶级斗争这根弦，一旦遭到敌人破坏，怎么向党交代啊！”

  “啊呀，老周，你又来了！”

  周忠贵见他不以为然，严肃地绷起了脸：“什么又来了！老田，往后说话可要注意了，一场更大的政治运动马上就要到来，当心你的脑袋被舌头砍掉啊！”

  由于思想观点不一致，田震赶紧把盒子里的粽子倒在了空闲的瓷缸里，用驱客的神态朝周忠贵挥了挥手。周忠贵无奈，收起了饭盒，对田震说：“噢，跟你通报一个情况。考虑到你跟毕克楠的接点太多，党委进行了干部调整。毕克楠到粮管所当所长，管理的人也多了，岗位也重要了。”

  田震却惊讶了：“她到粮管所？要是，要是她使起性子来，卡住工地的粮道怎么办呀？”

  “这一点党委也想到了。”周忠贵抓起小包，回应道。“老肖是从粮管所出来的，可以让他兼任粮管所的党支部书记，实行支书负责制，毕克楠主持日常工作，重大问题必须党支部决定。”

  田震朝周忠贵咧嘴笑道：“处理人事问题，你是老手啊！”

  他话里的含义，周忠贵不会听不出来。

  果真像周忠贵说的那样，一场更大的政治运动来了，这场运动就是空前绝后的“文化大革命”。关于这场运动，书上的记载很多，似乎城市和乡村一个样子，声势浩大，翻天覆地，但在胶东这一带的乡村，正赶上“三夏”大忙，农村人瞅着农时，忙着割麦子，种秋粮，对这革命那革命的兴趣并不大，民以食为天嘛。农民的乾坤看似简单，却无比深刻奥，不看天不看地，一切看农时，农时逼紧了，他们才不管运动不运动呢，先干好农活再说，要不就得饿肚子。这不，转眼就过了“三夏”，全国上下又兴起了大串联，偏偏这个时候，“三秋”大忙临门了，两个月的秋季生产，事关农民当年的口粮和来年的庄稼，大家顾不上那些响亮、动听的时髦口号，扑下身子，全心全意抓生产，等到天寒地冻了，才有闲心跟着潮流玩运动。不过，乡下人的运动跟城里的大不一样，城里人坐在高台上、屋子里，慷慨激昂，无拘无束，大字报、大辩论，什么惊心动魄玩什么，到了点，食堂里一坐，大白馒头一啃，浑身精神饱满，干劲倍增，可以连续作战，可以挑灯论剑，但乡下人就不行了，批判会开了一半，一半人就得退场，上山去打猪草，大字报写了一半，就得去砍柴做饭，有些好事的中学生扛着凳子在街头论战，辩到了高潮处，家长拖着锄头来了，一声吼叫，气宇轩昂的辩士立刻就蔫了，乖乖地接过锄头下地去了。

  当然了，共和国是不允许政治运动的真空存在的。到了运动的第二年，各路工作组开始向农村进军，农忙时到田间地头发动群众，农闲时到热炕头上鼓动群众，言而总之，非把运动搞起来不可，这一来，有些群众联系实际，对过去一些干部的错误做法有了认识，也想街机敲打敲打他们讨厌的干部，但要命的是，有些群众的情绪刚刚起来，农忙又到了，一坡麦子不能不割吧，于是乎，大家的政治意识再次被生存意识代替了，甩掉了一切与农活无关的杂念，老老实实回归到了农民的角色，所以，农村的政治运动一波三折，跌跌撞撞，没有城市里的潇洒、持久，更没有城市里的惊涛骇浪和高潮迭起。

  直到1968年的春天，青云河一带的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这一年，造反派兴起了夺权，大批的领导干部“靠边站”，造反派趁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，代行党政领导机关的职责。

  坐落在青云河边的这个小县城，起初并没有蹦出个呼风唤雨的造反派，后来在地区革命委员会的鼓动下，张部长有了想法，于是他网络了一帮同伙，雄赳赳、气昂昂地闯进了县广播站的播音室，向全县宣布造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谢振山的反，一切权力归县革命委员会！

  张部长的造反声明很快就得到了地区革委会的认可，谢书记回归到了谢振山，被发配到了县运输队赶马车，这是他革命前的老行当，张部长实现了从部长到主任的华丽转身，成为全县的最新统治者。

  张主任当了革委会主任后，到处煽风点火，鼓动造反派夺取政权，成立革命委员会，在权力的吸引下，一些人坐不住了，削尖脑袋往革委会里钻，这样 ，乡间的政治运动才有了热闹一说。

  可是，在这场奇异的革命中，侨乡公社却一直风平浪静。原因很简单，周忠贵跟县革委张主任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，没人敢招惹周忠贵，另外，周忠贵是游击队长出身，胆子大，武艺强，好些人畏惧他，所以侨乡公社的政治运动和风细雨，没有出现“四海翻腾云水怒”的激烈局面，没有人造周忠贵的反，革委会也迟迟没成立。为了揭开这里的盖子，张主任专程赶来了。看在老感情的面上，张主任先跟周忠贵交流思想，说成立革命委员会不能留死角，周忠贵说行啊，咱就成立革命委员会，张主任却及时指出，那也要造你的反，因为你搞过浮夸风，周忠贵笑着说，你数落数落，谁没搞过浮夸风，张主任很会借东风，说所以很多人被打倒了。周忠贵见张主任执意要搞掉自己，在低头的过程中偷瞟了张主任一眼，说：“张主任，我知道我犯过错误，可有些错误你是知道的呀。”

  他的话意很明确，就是有些错误是在你张主任的认可之下犯的，而张主任也很会解脱，他对周忠贵说：“老周啊，我也犯过一些错误，但党的工作总得有人挑头吧？这不，上级审查了我的问题，认为我可以继续履行职责，一边为党工作，一边纠正自己的问题。”

  张主任把上级摆出来，等于在堵周忠贵的嘴，你能耐再大，总不至于追究上级吧？周忠贵本想跟张主任一样，也来个“一边为党工作，一边纠正自己的问题”，可深入一想，觉得可能性不大，既然可能性不大，就没必要提出来了，提出来让人否了，更加丢人。所以，周忠贵被迫转变态度，对张主任说：“既然张主任要治病救人，我愿意积极配合。”

  张主任大喜，含蓄地对周忠贵说：“老周啊，斗、批、改的方式是很多的，组织上会根据你的态度，采取恰当的方式的。”

  跟周忠贵沟通之后，张主任便将全体公社干部召集到了会议室，他站在主席台上，挺着身子向大家高喊道：“同志们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，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——造反有理。”然后又讲述了造反夺权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意义。为了给周忠贵留面子，张主任在鼓动揭批问题时，要求站在革命的高度，对事不对人。谁料，张主任口干舌燥地讲了半天，让大家揭发问题时，台下竟然没有一个人肯发言。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，张主任只好指定发言，第一个被点到的是前排的史祖军，聪明的史祖军当然清楚，今天这顿菜是给周忠贵准备的，但他是周忠贵的通信员，尤其敬畏周忠贵，所以站起来支吾了半天，舌头也没搅和清楚，在张主任犀利的目光注视下，史祖军忽然扫了身边的田震一眼，对张主任说：“田震同志是老社长，也是我的老领导，他了解的情况比我多，是不是先请他谈一谈啊。”

  史祖军这一手也激发了张主任。在张主任的逼迫下，毫无思想准备的田震只好慢腾腾地站了起来，但他转悠着眼珠子，斜瞅着屋顶，别有意味地说：“不是揭问题吗，我这里一肚子啊。”略停顿，他又扳着指头说道：“治理青云河，计划三年完工，起初还算顺利，可这运动一来，有些人思想就长了毛，为什么这样说，中央不是要求‘抓革命，促生产’吗，有些人却只想到了一头，打着革命的旗号，不干革命的工作，逃避劳动，逃避生产，极大影响了施工进度……”田震正想举例子，主席台上的张主任赶紧打断了他：“老田同志，今天不是研究治河工程！”

  田震也会捉弄人，冲着主席台喊道：“张主任，别急呀，马上回来，回到你的正题。”

  看到田震的眼里带着坏笑，早就领教过他的厉害的张主任示意道：“老田同志，时间宝贵，还是让同志们轮流发言吧。”

  田震也会接话，对身边的肖大嘴说：“听见了吗，轮流发言。”

  心领神会的肖大嘴紧接站了起来，说：“我来说两句。”还没等张主任批准，肖大嘴就接着田震的话意，就治河工地的后勤保障问题发开了牢骚，张主任虽然不住地提醒他“注意发言时间”，但肖大嘴一旦来了兴致，那张大嘴是扣响的机关枪，“突突”地没完没了。

  坐在角落里的周忠贵原本是等着挨批的，一听田震把话题引到了治河工程上，觉得这个发展方向对自己有利，也主动站起来，检讨起了自己在治河工程上的失误，他从立项说到施工，从人员说到物资，事无巨细地作开了自我批评。他当然清楚，自己发言的时间拖得越久，局势就对他越有利，拖延到散会，批斗会也就开不成了。他这样做，张主任本来是可以阻止的，但看在旧交情的份上，张主任故意纵容他，到食堂的吃饭钟声敲响了，周忠贵的发言才收场，这时，张主任看看手表，简单地总结了几句，然后喊了声散会。

  批斗会过后，周忠贵庆幸自己躲过了一劫，张主任也在暗自高兴，因为他心里还藏着一副小算盘，这样纵容大家拖延时间，不但给足了周忠贵面子，还顺顺当当地走完了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必要程序，批斗会只是手段，建立革委会这个政权组织才是最终目的，许多地方为了成立革委会文斗武斗轮番上，有的还动刀动枪，发生了流血事件，张主任是一个政治操盘的老手，他认为推行革命委员会当中大动干戈，是极不理智的，到时说不定还会受到上级追究，所以他不那么蛮干。在开过批斗会后，张主任开始按部就班地重点谈话，考察公社革委会领导成员的人选。第一个谈话的是史祖军，张主任问他对成立革委会有什么想法，史祖军的回答很现实：“有周书记在，我没有过分的想法，只希望当好周书记的助手。”

  张主任批评他说：“你的政治觉悟不够啊。周忠贵虽然是个老同志，为革命做出了贡献，但他的思想路线有问题，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，这种人你怎么能给他当助手呢。”

  “可，可……”史祖军虽然没说出来，但从态度上也能看出来，他不敢造周忠贵的反。

  张主任启发他说：“史祖军同志，组织是信任你的，希望你在紧要关头勇敢地站出来，挑起革命的重担！”

  在张主任的鼓动下，史祖军同意张贴大字报，夺取周忠贵的权力。后来，张主任又找了一些人谈话，但大家对于造反夺权都兴趣不大，唯有粮管所所长毕克楠声称要夺权，可张主任满怀信心地跟她交流时，她提出的造反目标竟然是肖大嘴，因为他是治河指挥部的人，兼任粮管所的党支书，管的太宽。她这么个小小的要求，闹得张主任哭笑不得。

  在张主任的鼓动之下，史祖军果然贴出了揭发公社党委的“十大罪状”，并号召造公社党委的反（记住，他没有点周忠贵的名），张主任借着这张大字报，宣布以史祖军为首的革命委员会接管公社党委的一切权力，史祖军的这个革委会把周忠贵、田震和肖大嘴都排挤了出去，将原先的几个公社党委委员拉了进去，同时，考虑到毕克楠的造反热情，将她也吸收到了公社革委会。但就在公社革委会成立的那天晚上，史祖军悄悄来到了周忠贵的家，进了门，史祖军没喊“周书记”，也没喊“老周”，而是喊起了周忠贵战争年代的称呼——队长，周忠贵一愣，随之吩咐尤蕴含泡上了一壶家里最好的珠兰茶。趁着周忠贵高兴，史祖军又对周忠贵说：“县革委要求靠边站的‘走资派’劳动改造，我给你在交通运输管理站安排了个位置，你每天只要扛着铁锨顺着乡道走一遭，就万事大吉了。公路出了问题，也不用你动手，你回来报告一声就行了。”

  周忠贵微微点头，表示理解。为了讨得周忠贵欢心，史祖军还主动说：“老队长，我虽然明面上主持革委会的工作，但是遇上了重大问题还得请你掌舵啊！”

  孰料，周忠贵听了这话立马变了脸，将茶杯朝桌上狠狠一蹲，高声说道：“你给我出去，出去！”

  在史祖军惊恐、惶惑之时，周忠贵严肃地说：“你一个堂堂革委会主任，竟然要请教一个被打倒的‘走资派’，这不是戏弄人吗？再说了，即便不是戏弄人，你这样也是违背组织原则的！”

  史祖军狼狈地撤离了。周忠贵让他琢磨不透。

  下了台的干部，最愁的是碰见熟人，姿势不好拿啊，高了人家不买账，低了自己不情愿，所以都不愿意在熟悉的地方出门。周忠贵现在就这样，吃过早饭，他背着手，不停地在墙根下的一把崭新的铁锹面前晃荡。这是公社交通运输站送来的，是他巡查乡道的工具，人家告诉他，你负责扛着这把铁锹沿乡道溜达，哪里被雨水冲坏了别去管，通报一声就行。在目前形势下，这样对待他这个“走资派”，应当说是够客气、够照顾了，但他还是愁着出门。妻子看出了他的心思，背着药箱来到了他跟前，说是陪着他出去走走，他说我是去劳动改造，你去干啥，妻子告诉他我要到治河工地巡诊。他苦笑着说：“一个巡诊，一个巡查，唉！”出了院门，一些公社干部见了他，仍然喊他“周书记”，依着过去，他点点头也就过去了，现在想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，他便举举右手，回敬那些依然称他“周书记”的人：“可不敢，可不敢！”

  总算出了公社大门，他身上顿时轻快多了，公社之外行走的多是社员同志们，他跟他们不熟悉，心里的负担也就小了。况且晚春季节，属于“小农忙”，小麦浇水、玉米锄草、地瓜栽秧，庄稼人日夜忙活，顾不上操闲心关注他这个下台干部。他扛着铁锹，跟背着药箱的尤蕴含肩并肩地走着，心中的顾虑逐渐被脚步踩碎了，代之而来的是一种自豪感和幸福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陪伴在他身边的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女性，说实话，结婚这些年来，她还没有陪他这样走过，他们虽然是夫妻，除了过夫妻生活，她总是跟他保持一定距离，久而久之，自尊心很强的他也就对她敬而远之了。现在，虽然人到中年，虽然落在政治的漩涡里，夫妻二人能够并肩走在一起，他的内心还是快活的。

  乡道两边的白杨树摇摆着又白又绿的叶子，一群群老家贼在树枝上相互叼啄着、嘶叫着，几只毛毛虫弓着身子拼命朝树上爬，潜伏在麦地里的钻天猴听到了春灌的水响，尖叫着冲上了云霄。周忠贵的目光贪恋地追逐着一对钻天猴，想发感慨，又不知发什么感慨。忽然，一阵清脆的鞭声，吓得一对将要落地的钻天猴“吱吱”地又飞了起来，随之，“哒哒”的马蹄声在他身旁戛然止住了，停在他和尤蕴含身旁的是一辆双挂马车，周忠贵定神打量，坐着驾辕的马车夫竟是谢书记谢振山！谢振山除了大胡子没变，别的都变了，他穿着一件陈旧的军大衣，眼睛温和，表情和蔼，身上那股令人敬畏的霸气一点也没有了，他握着长鞭，问周忠贵夫妇：“你们这是？”

  “我劳动改造，她陪着我。”周忠贵解释道。

  谢振山撅起黑乎乎的胡子下巴，轻轻一笑：“比我待遇还高啊！”

  “这是到哪呢？”谢振山问周忠贵夫妇。

  “顺着路往前走，没个目标。”

  虽然周忠贵不善幽默，但他的话依然引发了谢振山哈哈大笑，他拍着车厢对周忠贵说：“上车吧，你们的事我都知道，你跟我一样，都不是货真价实的劳改犯。”

  当周忠贵和尤蕴含上了车后，谢振山一甩长鞭，辕马撅着屁股奋起了大蹄子。在马车的行进中，谢振山对周忠贵夫妇说：“我到青龙庙给工地送冲击钻，咱们一起走走吧。”

  这时，尤蕴含才发现车厢里放着两个冲击钻。

  “革了半辈子命，最后让人家革了命，感想如何啊？”赶车的谢振山侧脸问右边坐着的周忠贵。

  “幸好，史祖军对我网开一面。”

  在周忠贵说完后，尤蕴含也补充了一句：“看在老周的面上，我也没被打倒。”

  “史祖军这小子，够意思！”谢振山甩着马鞭，说道。“人啊，尤其是中国人，纵然天大的本事也脱不了感情的纠缠啊。老张虽然造了我的反，可还是念及旧情啊，当年‘反扫荡’，要不是我杀进包围圈，他早就没命了，所以，他私下里跟运输队交代，不准给我排重活，你看，这趟货，就是两个小小的冲击钻。”

  说到欣慰之处，他得意地甩了个响亮的鞭花，尤蕴含赞叹道：“谢书记，你啥时学的这手艺啊？”

  “哈哈哈……”谢振山得意地笑而不答。

  周忠贵对妻子说：“这也是他的老行当了，革命暴动前，他就是粮行的车把式。”

  谢振山却右手持鞭，挥动着左手说：“你看你这个老周，我就这点老底，全让你揭了。”说话间，他叹了一口气，又问周忠贵：“老周啊，你才靠边站，认识可能还不全面，我下台三个月来，对自己有了深刻的反思啊。咱们进城后，虽然头上戴着紧箍咒，可是慢慢地也变了，官僚主义、形式主义咱就不说了，就说这个心吧，跟老百姓的距离越来越远了，如果不远的话，新中国成立都十几年了，老百姓的温饱问题为什么都解决不了呢？记得建国五周年的全县广播大会上，我曾向广大农民宣布，十年之内，我要让你们吃上大白馒头，可是，十二年过去了，大白馒头对农民来说，依然是个梦啊！”

  说到这里，他攥起鞭杆，朝着车板捣了一下，发自肺腑地说：“刚打倒时，我还有怨气，现在想想，削官为民，让劳动洗洗澡、出出汗是很有必要的！”

  周忠贵品味着他的话，却觉得有点苦酸。

  当马车上了青龙庙，整个拦河大坝工程历历在目。这座气势宏伟的大坝，由两岸朝着河道中间延伸，在这春水激荡的时节，坝顶是运送石料、预制件的拖拉机，大坝外墙上，是密密麻麻垒筑石头的石匠，大坝根基的水中，是穿着防水衣的民夫，或水中打桩，或船上投放水泥支柱，工地上人欢马叫，一片繁忙。谢振山已经许久没来工地了，看到工程进展到了这个地步，禁不住惊叹地说：“这小子行啊！”

  他说的“这小子”，周忠贵夫妇当然知道是谁了。不知为何，谢振山赞美田震，尤蕴含心里也暗自升腾起一股骄傲之情。

  就在三个人站在青龙庙前观赏沸腾的工地时，田震和肖大嘴不声不响地赶过来了。

  田震到了谢振山跟前，毕恭毕敬地说：“谢书记，你是看工地还是听汇报啊？”

  谢振山瞅了他一眼，假装生气地骂道：“臭小子，快找人卸车！”

  春光明媚，田震那俊朗的面孔赤红而富有生机，他顽皮地歪着头，对谢振山说：“车要卸，饭也要吃，我已经派陈铁掌下水了，中午油泼鲤鱼！”

  说着，他又拍了周忠贵一把：“下台干部，你也跟着沾光吧。”

  周忠贵的嘴也不饶人：“田震，你得意个啥，你不也是下台干部吗！”

  谢振山急忙问周忠贵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  田震抢先答道：“我，还有老肖，都被排斥在了革委会之外。”

  肖大嘴却对尤蕴含说：“尤院长，你看老田，还耿耿于怀呢，我觉得，不趟那个浑水更好。”

  “不，不对！”谢振山却挥手说道。“这不是清水、浑水的问题，如果你们跟侨乡公社脱了钩，治河工程的许多实际问题就很难协调解决，那样，群众翘首以盼的治河工程就可能半途而废！所以，你们应当想些办法，恢复原来的领导体制，不管他公社革委会是只兔子是只猫，都得想法挤进去！”

  几句话，就显示出了谢振山的认识水平，周忠贵也对田震说：“老田，谢书记说得对，如果你和老肖被排斥在公社领导层之外，治河工程将会遇到很多麻烦，史祖军我是了解的，对自己有好处的，他积极，对自己没好处的，他懒散。治河工程本来就跟他无关，所以他会扯你们后腿的，只有你们进了他的领导班子，才有话语权，才能制衡他。”

  周忠贵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，不仅感动了田震，更使得尤蕴含对丈夫有了新的理解。这时，人高马大的谢振山对田震说：“听出味道来了吗？一个老八路的味道！我知道，你们过去有些摩擦，但是到了紧要关头，遇到了原则问题，老八路就是老八路！”

  田震既开玩笑又当真地朝周忠贵行了一个军礼，攥着拳头说：“现在不是提倡造反有理吗？那我就再造史祖军的反，逼着县革委表态。”

  他猛然放出了这么一句话，把大家都说愣了。谢振山沉思着，略带含蓄地说：“既然关系到治河工程的生死存亡，我也就不怕犯自由主义了，嗨，其实我现在就是草民一个，啥话不敢说啊。”他眺望着青云山下的治河工地，低声说道：“老张当了县革委会主任之后，思想压力一直很大，因为他得出政绩，跟上级有个交代啊，而青云河工程自始至终由他负责，搞不好不要紧，要是搞砸了，他的前程必将受影响。这就是说，你们可以拿着治河工程难为老张，让他做出让步。这个人我了解，矛盾双方对抗激烈了，他往往从中找平衡、和稀泥。”

  “不光他，找平衡、和稀泥我也会，你也会吧。”已经下台的周忠贵也放开了，他先跟谢振山开了句玩笑，又给田震出开了主意：“史祖军政治上还差火候，往往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这样也就很容易给对手创造机会，这个机会也就是你的战机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又向田震交代：“我这是为了治理青云河，届时你可要适可而止啊，他毕竟是我带着出来革命的。”

  就在侨乡公社革委会成立不久，革委会这一领导体制暴露的问题开始出现了，为了纠偏，上级提出了革委会成员“老干部、工农兵和造反派三结合”的方针，借此机会，田震开始跟史祖军叫板了。

  “三夏大忙”之前，有一段农闲时节，二十天左右，史祖军下发通知，要组织万人忆苦大会、万人批判大会和庆祝革委会成立万人大游行，号称“三大活动”，也就在这个茬口，田震和肖大嘴来到了史祖军的办公室，请他出动三千个劳力，协助施工队加固拦河大坝，防止汛期到来冲垮建成的大坝。史祖军以“三大活动”为借口，拒绝了田震的要求，俩人一来二去，发生了争执，田震说我是党委副书记，有权调动劳力，史祖军蔑视地对他说：“你拉倒吧，现在是革委会说了算，党委早就不存在了！”

  肖大嘴在一旁火了，责问史祖军：“成立革委会你为什么不考虑治河指挥部的人？”

  史祖军振振有词，说这是张主任定的，田震接过话说，如果张主任这么不重视治河工程，老子不干了，让工程停下来，史祖军不知是计，说你爱停不停，跟我没一毛钱关系，一听他这样不负责，田震再次激他，让他再说一遍，史祖军满不在乎地喊道：“再说十遍又怎么了，治河工程就是跟我无关！”

  在他说这话时，肖大嘴早已打开了窗子，来来往往的公社干部都听见他的声音了，这时，田震摸起了桌上的电话，摇通了县革委会的张主任：“张主任，我是治河指挥部的田震，据气象部门预报，最近将会有密度降雨期，为了保护已经修筑的拦河大坝，我们想集中力量，赶在汛期前加固坝基，可是，来公社请求支援，革委会史主任态度冷漠，置之不理，他还说治河工程跟他没有一毛钱的关系。张主任，治河工程可是你一手抓的，而且明确了侨乡公社出工，县里给予物资和技术支持，他这样抵制不但不给你张主任面子，还破坏了社会主义建设项目，你不是多次鼓励我们，在这场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要勇于突破，敢于夺权吗，所以，我跟老肖要造史祖军的反，夺他的权！”

  电话那头的张主任劝解道：“老田啊，虽然上级提倡造反、夺权，但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对待啊。侨乡公社革委会刚成立，你们就造反、夺权，这不等于打县革委的脸吗？”